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物质形态的文物；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古籍——刻印或书写在甲骨、简帛、纸等材质上的典籍，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历史见证。这些文化遗产曾经是先贤传给世界的中国故事、发出的中国声音。

以《道德经》为例，仅仅5000多字，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哲学著作。其现存最初版本，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甲乙两种帛书《老子》，为西汉初年的版本。至今，各种版本的《道德经》仍在不断出版。

2000余年间，《道德经》注释便有千余种，为中国古书中注释最多的书之一。不断给予古代著作富于时代精神的解释，是中国学术的传统习惯，《道德经》后来的注释者不断以注释代替著作，每个时代的解释中都注入新内容，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也曾为之御注。

早在唐朝，玄奘、成玄英便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等国。16世纪，《道德经》开始进入西方世界，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目前所知较早的传本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拉丁文译本、1842年儒莲的法文译本、1870年维克多·施特劳斯的德文译本、1884年巴尔福的英文译本。此外有代表性的还有1915年卫礼贤的德译本、亚瑟·韦利的英译本等。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本出土以后，又相继出现了十几种帛书的英译本。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等人对《道德经》都有深刻的理解。《道德经》几千年间不但滋养着中国人，也成为畅销全球的经典。据不完全统计，《道德经》各种外文译本达700多种，仅英文译本就有近300种，是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这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体现。

托尔斯泰曾表示，他本人受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的影响“很大”，而受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道德经》在俄国的流传，早期便得益于托尔斯泰的编译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说：“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写下了《道德经》这部奇书。不管怎么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生活在科学文明发展以前某一时代，老子怎么会向近代开始的科学文化提出那样严厉的指控。”黑格尔把老子的思想和欧洲人老祖宗的哲学相比，认为其“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并把《道德经》同希腊哲学一样看作人类哲学的源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来指导其经济政策。

同样有着重要影响的还有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论语》，2000多年来，为《论语》作注释的书籍不胜枚举。据统计，历代研究《论语》的专著不下3000种。几百年来，《论语》也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语言文字，在各国广泛流传。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200余种《论语》译著，既有早期译本，也有现当代译本。《论语》的翻译，最早可追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为了学习中文，他们率先翻译“四书”，如意大利人罗明坚曾翻译了《大学》的一部分，利玛窦也翻译了“四书”中的重要部分；葡萄牙人朗安德将《论语》的第一部分翻译成拉丁文；1662年，葡萄牙人郭纳爵和意大利人殷铎泽翻译出版了《中国智慧》，内有孔子生平、《大学》部分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其后成于众手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儒家思想的译著。

说到《论语》外传，还不得不提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国礼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1688年抄本《论语导读》，其法文全称是《孔子与王家科学》。书的第一部分《致读者》，是作者弗朗索瓦·贝尼耶关于孔子学说做的导读，指出此书的翻译目的是“作为阅读孔子的钥匙和入门指南”；第二部分则是《大学》《中庸》和《论语》的内容。贝尼耶的翻译以1687年的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保留了孔子学说的内容，删去了一些历史考据和其他注释以及中国历史年表等。所以，作者本人认为《论语导读》是一部法文节译本。

贝尼耶是孔子的崇拜者，他的翻译突出孔子的道德和政治主张，在标题的最后，写明这是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和政府适用的政治原则”。《论语》在西方人的眼里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南。

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并为西方了解东方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医典籍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同样精彩。中华医药不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对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两汉之际，中国与印度在药学、针灸学、脉学等方面产生了广泛交流。隋唐时期，中医药学已传播到日本、朝鲜，两国在充分吸收中医药学理论和治疗经验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日本的汉方医学和朝鲜的东医学。明清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发达，中医药典籍也被译介到欧洲，翻译中医药植物和理论著作成为中医典籍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手段。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脉经》到《伤寒论》《针灸大成》，拉丁、法、德、英、意、日、韩等文字的译本不断出版。

当然，西方的经典也不断传入中国，西方哲学、文学名著，西方科技、医学著作的译本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双方的交流互鉴从未中断过。

回望千年，中华文明以强大的传播力影响力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吸纳着外来文明。在新时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美好的中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对躬逢其时的文化工作者而言，是义不容辞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