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是一种稀有的贵重金属，在地壳内的含量很少，分布也很分散，提炼起来比较困难。白银的理化性质较为稳定，导热、导电性能很好，富延展性，反光率极高，同时具有耐氧化、耐腐蚀的特征，历经千年仍可新亮如初。白银有美丽的光泽，质地柔软，容易加工，因而成为历代工匠最喜欢的加工材料之一。古往今来，白银制品大概分为实用和装饰两大类，其中，装饰类银制品多为王公贵族和富商陈设、把玩、使用；实用类银制品则既包括白银制作的货币、乐器、兵器、法器、祭具等，也有银餐具、银酒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每个历史时期的银制品，都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们及其背后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共同组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白银文化。

银器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它的制作与应用已有数千年历史。中国古代银器制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殷墟出土文物中发现了银蛇杖、银鱼、银鼎等。从战国到秦代，银器制作工艺大大提升。汉代，银制品逐渐普及，甚至成为官府公卖的重要产品，其形态和纹样受到青铜器的影响，工艺也更加精细。如汉代腹錾横款“五官”的银盆，色白如新，彰显了锤鍱及抛光技术的进步。东晋十六国时期，已出现了银制的餐具。唐代是中国银器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不仅银器数量剧增，而且品种丰富多彩，工艺技术也达到新的高度。宋元时期，银器被广泛使用，多为酒器、茶具、装饰品，工艺则在继承唐代金银器制作和装饰技巧的基础上另创一格。明清时期，银器制作空前兴旺，银器已成为大部分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其风格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加浓厚。尤其是清代，银器技艺精湛，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

银是金之外最广泛应用于首饰制作的金属之一，在中国，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都有佩戴银饰的传统，因为人们认为，银除了代表富贵高雅，还能起到驱邪、降福、保平安的作用，人们给刚出生的婴儿挂银锁、戴银手镯就是一个传统民俗。白银具有高贵、美丽、含蓄、低调的特质，除了银器越来越受人瞩目，造型多变、价格较低的银饰也受到现代时尚女性喜爱。

值得一提的是，银制品一直以来深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欢迎，如藏族有银盘、银盆，蒙古族有银奶壶、银奶罐、酥油银灯等。银饰也在中国不同地域的民族服饰文化中占有显赫地位。唐代诗人刘禹锡《竹枝词》中的“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呈现了少数民族生活和劳作的场景，其中背水做饭的青年妇女，戴的首饰就有银钏。银饰是苗族人民喜爱的传统饰物，纯净无瑕、质地坚硬的银饰，也是苗族精神品质的体现。苗族银饰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在贵州、湖南湘西等地，每逢年节，苗族女子浑身上下银光闪闪，戴着银冠（大银角）、银项圈、银挂件、银链条，等等。苗族银饰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从品种类型、图案设计、花纹构建到制作组装都有很高的文化品位。这些苗族银饰大多在家庭作坊内手工制作，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者银丝，利用压、寥、刻、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传统的制作工艺主要有鎏金、钿翠、花丝、缕雕、烤蓝、包嵌、錾刻、浮雕等。

银还是人们健康生活的伴侣。《史记·孝武本纪》中说“金银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认为使用银餐具有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作用。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银具有“安五脏 定心神 治惊悸 避邪气”之效能。根据现代医学研究，银离子具有消毒、杀菌作用，银提取的成分也被用作消毒剂、烫伤膏和妇女用药添加剂等。

有“中国银都”之称的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境内既无金矿又无银矿，但这里的人们掌握从废料中冶炼金银的技术已有30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不甘贫穷的永兴人下南洋谋生，逐渐掌握了从金号、首饰店的楼板、灰尘、洗手水中提炼金银的技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永兴乡土志》记载：“永兴聘常宁人铸铅锡，聘桂阳人铸银铜。尔后，父传子承，师授徒继，发展为民间工艺。单户或合伙开炉，时断时续，沿袭至今，以柏林、樟树、太和、洞口为盛。”这种传统的冶炼技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永兴冶炼人，回收金银成为他们以技立身、出外谋生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永兴人又学会了从废料、废渣、废液中提炼金银的技术。这一变废为宝的民间传统工艺，20世纪90年代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小作坊的金银冶炼造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无序发展，虽然繁荣了地方经济，也造成环境污染。后来，永兴县委、县政府通过环保整治，引导金银冶炼企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精深加工方向发展，先后在柏林、黄泥、洞口、太和、樟树、金龟、塘门口建立7个金银生产项目区。永兴冶炼人通过技术创新和改造传统工艺，从废渣、废料、废液中提取白银，再加工成附加值高的银制品，钯、铋、硒、碲、锑、铂、铟、镍等20余种稀有金属也在循环利用中得到再生。2002年，永兴被世界白银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共同认定为“中国银都”，创造了零资源铸就大产业的奇迹。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永兴每年产白银2000吨以上，占全国白银产量的25%以上。

2008年7月20日，“中国白银第一坊”在永兴正式开园。“中国白银第一坊”占地面积40亩，整个景区包括祖师殿、原始冶炼作坊、陈列管理中心、信义堂、白银艺术博物馆、银制品体验坊、银楼等设施。其中惊艳亮相的银楼，总面积140平方米，楼高10米，为钢混结构的二层式阁楼，除屋面和瓦片外，主要构件和门窗的镂空雕花全部用银片装饰，整个楼体通体银白、奢华精致。银楼由永兴县鑫达银业股份公司用5万两白银铸造而成，所用白银全部为“三废”循环再生利用技术提炼。集形象展示、工业观光、主题体验、旅游购物为一体的“中国白银第一坊”，被评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点”，银楼也成为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地。

银元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种贯穿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货币，我们不但经常能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看见它们，很多家庭甚至还有长辈传下来的实物，但要说到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现在的价值以及如何辨别银元的真伪，很多现代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清代末期，银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造币方式的一次革命。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光绪年间，小额交易用的基本是范铸法的铜币，大额交易通常使用银两（银锭）。在清代，相关法令上没有规定白银作为货币的形式，各地银楼几乎可以随意铸造，成色也是参差不齐。人们在用白银交易时往往很不方便，需要将不同重量、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所以，当有固定成色和重量的海外银元流入中国时，很快就被老百姓接受，加之其制作精美，银元价格还能高于本身的银子实价。

其实，从明代开始，欧洲银元就随着对外贸易进入中国，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在全国上下已极为流行。嘉庆四年（1799年）查抄和珅家产，据记录有“五万八千圆”，可见外国银元流通面极广。道光时期的《清宣宗实录》记载了多种在华流通的外国银币，其中有一种叫“蝙蝠”。但同时期没有这个图案的外国银币，所以推测其可能为墨西哥鹰洋，有人把老鹰看成蝙蝠，另外可能也是取其吉祥之意，因为“蝠”和“福”同音。后来，在中国自己制作的银元上还真的出现了蝙蝠的图案。

道光到咸丰年间，有的地方使用一些“土法炼钢”模式，以手工打制或者半机制的方法制作了一些银元，但因各种缘由没有推广开来。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看见市面上全是外国银币，奏请自铸银元，用以抵制。长期使用外国货币，除了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外，在贸易中使用银锭也容易吃亏。因为外国银币含银多为九成上下，同重量的清代银锭含银量往往更高。

经过多次修改，广东造的七钱二分银元最终成为中国正式的新银元。这种有着蟠龙纹和中英满三种文字的银元被称为龙洋，在当时被各省纷纷仿铸。龙洋除了一元的主币，还有五角、两角、一角这样的小面值辅币。各省督抚把铸币看成一种财源，往往采取会导致银元本身贬值的模式，往银元里掺入更多的铜，导致当时五枚两角的辅币不一定能换一枚一元主币。

民国时期，银元品种变得更加复杂，含银量不足的情况也愈加严重。当时军阀割据，地方豪强动不动就自己发行货币，质量上偷工减料是很常见的事。而大家最熟悉的“袁大头”，在这个时期依靠用料实诚，成为中国老银元的代表。1913年，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后，开始着手整顿币制，发行全国统一的袁世凯头像银元，并于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了《国币条例》，规定“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等。同年，袁像银元正式开铸流通。因为有法令规定含银量，这种银元的购买力十分坚挺，在流通中获得广泛认可。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离世，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的统治者都忙于争夺地盘，没有心思重新开模制造新的货币，袁像银元继续铸造流通，相继发行了八年、九年、十年等版本。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实际掌权者，决定停铸袁像银元，改铸两种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不过，之前袁像银元已经铸造了7.5亿枚，成为市场主体货币，此时不敢贸然取消使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发行纸币，虽然这一时期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但银元仍参与流通，民间仍旧视银元为硬通货。1948年，法币体系崩溃，纸币很快如同废纸，这时银元的价值再次凸显，百姓只认银元。

知名中医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结合大量详实数据，用银元作为度量衡真实再现了旧上海的种种生活状况。该书细节丰富，如同一个时代的账本，对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其中不仅包括日常衣食住行的花费，还有购买玉石、皮衣、古董字画等“奢侈品”的价格。读后让人感叹，即使是动荡岁月，只要善于理财，合理使用包括银元在内的硬通货，也能生活得很好。

中国老银元依靠在近代几十年时间里打下来的硬通货口碑，在收藏圈一直是热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各种“收藏热”中，邮票、电话卡等同期品类大多落寞，老银元却是“越战越勇”，甚至有收藏爱好者笑称“老银元是唯一在同一时间段内跑赢一线城市房价的品种”。银元价格飞涨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造假者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过去民间流传的敲和吹的方法，现在通常只能识别20世纪90年代的初级仿品。收藏老银元和收藏大部分古玩一样，找个靠谱的师傅入门极为重要。虽然有不少相关书籍可以学习，网上也有一些帖子介绍诀窍，比如看边齿、看内齿、看包浆等，但依靠这些细节来判断真假，需要收藏者对这个品类极为熟悉，如果有一个细节不对就可能出岔子。因此，初学者最好是多看少买、多问高手，如果是按图索骥，交点“学费”就在所难免了。

我国苗族佩戴银饰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史籍记述，战国秦汉时期，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南方濮僚系统大量使用铜饰，魏晋以后衍化为银饰，至唐贞观年间，贵州“东谢”苗族入中原朝见时已是“以金银络额”。在宋代，苗族大量使用银饰，妇女“耳戴大环，项戴银圈自一二围至十余围”，或“以银锡为钗”。明代，苗族“富者以金银耳环”为饰，“喜戴银圈”。清代，苗族银饰更进入兴盛时期，在很多地区，宋明时期的“大耳环”演变为纤巧玲珑的珠式耳环，项圈项链制作考究，并出现精致的银冠、银衣等高档品，现今的苗族银饰款式，大都是清代的定型化遗承。

苗族银饰品类多样、工艺类型繁多，大多具有共同的特质和审美语言。其中，贵州施洞苗族银饰以其华美、繁缛著称，妇女盛装时佩带的银饰多达三四十件、重逾一二十斤，包括银衣、头冠、项饰、手镯、耳环、戒指等。盛装银饰在施洞苗家人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加工完成一套质量上乘的银饰，施洞银匠大约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即使是质量一般的银饰，也需要半年多时间。本文以施洞银饰为例，赏鉴苗族银饰里的造型语言与工艺之美。

银衣与錾刻工艺

作为少数民族银饰中工艺极具特色的一种，施洞苗家银衣是将12个大方银片、16个小方银片、18个圆银片、约600多个银泡用棉线装钉在刺绣精美的苗家盛装上，还要在盛装的袖口和下摆处装饰上为数不少的蝴蝶吊吊和银铃铛，有的还会在盛装后背处装饰上双龙戏珠、双狮滚绣球等图案的浮雕银背牌以及银花吊吊等。银衣上每个银片的图案纹样各异，有凤鸟纹、龙纹、水牯牛纹、双猴纹、骏马纹、人骑马纹、神仙瑞兽纹、狮子纹、瑞兽纹、小鹿纹、神仙纹等。这些银片主要采用浮雕錾刻的工艺手段，同时还穿插以镂空、肌理等特殊表现手法，都是苗族银匠使用锤子、錾子、锡模等工具加工而成的。

施洞镇芳寨村的刘氏三兄弟都是专业的银匠师傅。大哥刘永贵的银片加工手艺，在同期银匠中可以说是一流的。他在雕刻银片时不是被动或生搬硬套的，而是能够灵活处理每一个银片的纹样，恰到好处地表现纹样的虚实、主次和强弱关系等。这增强了纹样的雕塑意味和美学情趣，将纹样刻画得栩栩如生，给人一种灵动鲜活的审美感受。刘永贵师傅对银片的加工非常认真，甚至同一个纹样都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譬如他对动物身体部分的表现，有的是呈扇形排列的细飞毛毛，有的是用点錾排列出卷草纹样，有的则是鱼鳞状的装饰……同样一件银片，二弟刘永富来雕刻，又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装饰手法。他的风格更加凸显图案，线条更实在、清晰。

由此可见，錾刻工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掺杂了很多个人因素，它就像一门抽象化、个性化的装饰语言，表达着不同银匠师傅的工艺特色和审美情感，从而形成了施洞银饰装饰化、个性化的风格。银片因创作者的不同而呈现丰富多样的美学效果，也让最终制作完成的银衣，如同一幅幅史诗图画般讲述着苗族的历史与文化。

银帽冠与花丝工艺

银帽冠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即使是熟练的银匠师傅，也需要花费两个月的工时完成。银帽冠主要使用錾刻工艺和花丝工艺，其中，帽顶装饰物主要采用花丝工艺。

简单说来，花丝工艺需要经过搓丝、掐丝和焊丝几个步骤。搓丝就是将纯度较高、直径约为0.3毫米的细银丝适当压扁，然后在头端拧几个小麻花，再将其放在自制的“花丝木”（两块木质很硬的光滑木头，因专用于搓花丝而得名）上，均匀地搓成麻花状的细丝——麻花越紧密、越流畅就越是精品。掐丝则是用镊子掐出细小的纹样来，流畅、完整的纹样是作品具有较高审美性的保障。焊丝就是将花丝焊接在银片上，这是最难做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说它难，是因为焊接时火候不容易控制，如果火力太小，花丝就不能全部焊在银片上，如果火力太重，花丝就会被烧化，而如果焊的次数太多，银片上就会出现被烧坏的小坑。

与錾刻工艺不同，花丝工艺由于不必完全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纹样，在纹样艺术创作上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图案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花丝效果。但花丝工艺对加工技术要求极高，属于费工不费料的工艺类型。錾刻工艺则与此相反，是费料不费工。在相同的质量标准下、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制作出的花丝工艺品数量肯定是远远少于錾刻工艺品的。

目前，施洞苗族银饰基本上还是采取纯手工制作工艺。为了制作出完美、精致的银饰，制作者必须透彻把握白银本身的物质特性，在整个加工过程中，手、脑和金属的结合要达到一定的默契，一招一式应最大限度地展现纯金属丝的韧性和软性。与此同时，就地取材的加工工具、几辈人摸索出的工序经验、土生土长的苗族女性佩戴者……民族情感上的意义渗透于苗族银饰制作的过程中，为它的工艺特色赋予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特殊的美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