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4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扩大，中国政府为了保护海外侨民的生命安全，在侨居国家发生战乱时迅速组织撤侨。“撤侨作为一种由国家为主体实施的领事保护行动，体现了从观念层对国家内聚力、社会控制力与整体性的认知、强化与证实。”在撤侨行动中，国家成为了凝聚力的核心，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被激发出来，这种情感共鸣成为了电影创作的内在驱动力。作为“有关书写国家行动”的“增补书写运动”（A Supplementary Movement of Writing），撤侨题材电影在国内外的电影市场上开始崭露头角。从2017年的《战狼2》到2018年的《红海行动》再到2022年的《万里归途》，这三部撤侨题材电影均取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不仅拓展了新主流电影的类型范式，展现出国家在海外公民面临危机时的责任与担当，形塑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弘扬当代中国精神；也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增强观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构建起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美学表达。
2019年，学者饶曙光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及“共同体美学”“共同体叙事”等相关研究维度，由此拉开了共同体美学层面的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新主流电影研究的序幕。在他看来，“共同体美学是对话的美学、开放的美学、包容的美学，也是发展中的美学”，其核心是“强调沟通、对话、交流，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圈，建构共同体，最终实现双赢、多赢和共赢”，“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试图从美学层面达成东西方文明的平衡和包容，像费孝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论境界。”这一核心内涵正好契合于我国一直以来所秉持的“和平发展、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和宗旨。作为在异域空间于各种文化文明交织中讲述中国故事的撤侨题材电影，一方面在地缘上与“他者”有着天然的亲近性，另一方面于故事内核中贴近“我”和“我们”，这种相互交融使得其理应更为“积极地配合国家的对外传播大局，主动立足全球视野，完成对中国文化、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的创造性构建和创新性阐发，以增强我国在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地位和影像话语权。”
梳理中国文艺实践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故事”正是“一种潜存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的‘感觉结构’，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折射在文艺创作中的具有总体性和时代性的情感经验。”作为新主流电影叙事转向、美学嬗变中新生的撤侨题材电影，它的出现正是社会发展、国力提升和文化自信的彰显，也是民族情感、时代精神和主流价值的召唤。基于此，本文以《战狼2》《红海行动》和《万里归途》三部撤侨题材电影文本为依托，从“感觉结构”理论独特视角阐释影片创作层面的感觉结构的建构和变迁，以理清撤侨题材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表达，以期为后续同类电影的创作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一、感觉结构的建构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与威朗·迈克尔合著的《电影序言》（1954年）中首次提出了“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一后来贯穿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他认为：“在时代的鲜活经验中，每一种因素都溶解其中，是复杂整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艺术的本质出发，似乎艺术家所描绘的正是这一总体性，而从根本上看，总体性和支配性的情感结构的影响，只是借用艺术表现而已。我们在不同程度上把艺术品和总体性的任何一部分联系起来，都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尽量估量并抵制可分离的部分，仍然有一些我们找不到外在对应项的因素，这是一种共同的认识经验，这一因素也就是我所说的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也就是说，“感觉结构”潜存于“时代的鲜活经验”中，它会借助于艺术作品来表现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而只有通过对整体性的艺术作品的经验考察，它才能被我们认识。在后来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他明确指出“感觉结构”中的“感觉”一词“是为了强调同‘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更传统正规的概念的区别”，而“结构”则代表它“稳固而明确，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是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它主要存在于一个时代的艺术中，这些艺术因为容纳了上述因素，包括“独特的论辩方法和调门”，同时汲取了“实际的生活感觉”和“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而变得意义重大。可见，艺术是“感觉结构”存在的最好证明，而一代人或一个时期所具有的独特的感觉结构，反过来也为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2023年11月，随着巴以冲突的加剧，中国政府紧急撤回滞留在加沙的中国公民，这是中国最近一次的撤侨行动，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速度和大国担当，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赞誉。回顾百年中国撤侨史，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崛起，也将这一路荣辱与共的情感体验镌刻进不同时期国民的时代记忆里。撤侨题材电影正是敏锐地捕捉了时代记忆里溶解的鲜活经验，用蒙太奇将其拼贴、缝合，进而生成某种意义和价值。威廉斯认为，“经过解释的剪辑和蒙太奇”，电影会生发出一种能力，即“超越固定的各种空间上的局限，连接其他被分隔的活动或使它们发生冲突，使各个片刻和片段具有被认可的或融为一体的意象的力量。”撤侨题材电影中，正是以一个个紧张刺激、扣人心弦、悬念迭生的“撤侨”片刻和片段建构起复杂多元的叙事组织。《战狼2》采用“双线”叙事，主线讲述中国退役特种兵战狼中队的冷锋深入战乱腹地解救被困华侨，辅线以一颗子弹承载起冷锋去往非洲的缘由。双线并置，现实与回忆穿插中，塑造了一名忠诚、勇敢、担当的中国军人形象，这些品格和品德所彰显出的信念与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红海行动》同样双线并置——蛟龙突击队“一线”救援人质，战地记者夏楠追查“黄饼”（核燃料）下落。同时，在蒙太奇思维主导下的“海、陆、空”三线调度使其叙事意蕴显得更加丰富多维，呈现出如八人救一人的价值判断与人性考量，救一名中国人质也救所有外国人质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完成“人质救援”的本职任务后甘冒风险直捣恐怖主义巢穴的国际战略格局等。《万里归途》则采用了进阶式结构，将外交官撤侨的整个险峻历程置于四个难度不断升级的叙事进程中，在两次撤侨任务里将中国外交官的智勇、人性的复杂和战争的残酷刻画得淋漓尽致。通过叙事组织，把宏大的叙事命题拆解成具体可见可感的“撤侨”片刻和片段，将海外公民在面临危机时的无助与恐惧，中国军人和外交官的忠勇与智慧以及战争中各种人性的挣扎与抉择等各种情感元素交融进“无论如何，带你们回家”的势在必行的信念与信仰里。此刻，家不再是远隔重洋、只能寄思的“他乡”，而是与我同在、接我回家、护我周全的“我乡”。在即将重回祖国怀抱之际，“‘我’在被‘我们’所接纳（融化）中，既感到了群体生命的崇高，又获得了一种安全感”。这种在危机时刻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激发出“我”（侨胞）和“我们”血脉相连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内嵌于“回家”愿望中对于血缘、地缘、亲缘的深深眷念之情。
此外，依托于电影的大众传播属性，上述情感和情怀体验还会借由“观看”的行为由文本内向文本外延伸。这种延伸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源于真实题材与生俱来的认知感染力；二是基于身临其境感的战争场景所带来的视听冲击力。这三部影片均取材于真实的撤侨事件，将2011年利比亚撤侨、2015年也门撤侨等搬上银幕，从中国退役军人、中国海军以及中国外交官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感人至深的中国撤侨故事。影片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非洲贫民窟、战火纷飞的城市废墟、象征绝境的荒漠戈壁等一系列异域景观和战争实况再现的空间环绕，以“参与美学”的方式将银幕前的观众包裹进一种影像营造的真实而又震撼的“前线”氛围中，在电影院“巨大的黑洞里”沉浸式感受撤侨行动的艰险与紧迫，将一种潜存于影像文本中的“情感经验”以银幕为媒介辐射给观众，进而引发更为广泛的共情与共鸣。
通过复杂多元的叙事所结构起的“奇观效应”，以及真实题材的原生感染力和战争场景逼真再现的强烈视听冲击感所投射出的“真实之韵”，在情境化沟通中，各种情感元素相互交织，建构起银幕内外场域中同频共振的情感共同体验。
二、感觉结构的变迁
“感觉结构”作为一种“溶解流动的社会经验”，不同于弗洛姆的“社会性格”以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的相对抽象与固化，它是此刻在场的并溶解进价值意义生成的时刻被感知的经验，是“对某种更内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觉”。随着实践过程的深入，这些经验和感觉进一步分化，其中更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会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催生出一种新的感觉结构。在威廉斯看来，正是由于“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在很多方面保持了连续性，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艺术才会于细微之处呈现出它的嬗变。如果我们从“历时性”的维度考察撤侨题材电影，就会发现这种由感觉结构的变迁而带来的变化与发展。
自21世纪初开始，中国银幕几乎每年都会迎来好莱坞英雄的如期而至；2011年，“美国队长”横空出世，瞬间席卷全球；2017年是好莱坞漫改电影大年，雷神、星爵、蜘蛛侠、金刚狼和神奇女侠等英雄角色轮番登场，构筑起好莱坞超级英雄的生态矩阵，对超级英雄的个人崇拜之风盛极一时。同年7月《战狼2》上映，4小时票房即破亿，随着好口碑裂变式的发酵，最终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最高纪录，甚至超越了《泰坦尼克号》成为全球影史单一市场观影人次最多的影片。毋庸置疑，片中“狼性”十足的冷锋以其孤勇之姿救同胞于危难之际，在拳拳到肉的动作戏和惊心动魄的追车戏中成功完成了对一个中国式超级英雄的构型，极大地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虽然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个体英雄塑造，但同“十七年”电影时期的英雄相比，冷锋俨然已经摆脱了“高大全”“伟光正”的镜语范式，成为一个有血有肉、会冲动、会意气用事，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也会毅然决然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与精神要义被传递出来。
而时隔一年后上映的《红海行动》并没有延续这一寄存于个体的情感结构，转而诉诸于集体感性。影片中，“蛟龙突击队”是由八人组成的前线救援小集体，而其背后是临沂舰上中国海军这一大集体。因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冷锋”式孤胆英雄的一腔热血，而是蛟龙队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同生死、共命运”的坚定情谊，由此描摹出一幅闪现着人性光辉的英雄群像——智勇双全、决策果敢的队长杨锐，命悬一线之际救当地民众于危难的爆破手许宏，专业能力超群的狙击手顾顺，心细且敏感的观察员李懂，英姿飒爽的女将佟莉，喜欢吃糖的机枪手张天德，医者仁心的陆琛以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不负使命的通信兵庄羽——他们是性格迥异的个体，也是命运与共的集体。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第九章提出“诗胜于史”的观点，他认为诗歌更多讲述普遍的事情，而历史叙述的是个别的事，因此诗歌比历史更接近于真实。摒弃了个人英雄主义的个体英雄塑造，战地英雄群像的深描在深耕圆形人物形象和深度挖掘人性光芒的同时，也走向了比个体更接近于真实群体的深层维度。这种诉诸于集体感性的感觉结构不仅更加贴合于主流价值观，也生动诠释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
集体感性要求内在个体共同、共通及共享，但这绝不意味着“同质性”，反而更加强调个体间的差异性和个性。较《红海行动》而言，《万里归途》在差异性的表达上从“平和”走向了“冲突”，从而释放出巨大的戏剧张力。这种依附于“感性分配”建置的戏剧冲突，让观众不仅在集体外部，也在集体内部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感性分配作为“一个感性知觉的自明事实的体系，它同时揭示出一般事物的实存，并划定了事物之中各个部分和位置的界限。所以感性分配确定了一般事物哪些部分得到共享，哪些部分遭到排斥”。影片伊始，资深外交官宗大伟和外交新人成朗就处于排斥状态，前者为“自我排斥”，后者为“他者排斥”。因为飞机满员，原定随机往返的两人被迫暂留努米亚。宗大伟念及国内临盆的妻子，极度不情愿地坐上了开往中国大使馆的轿车，在开会时也是独坐角落，明确的空间划分是人物主观将自我从集体摘除的行为表征，此时的他自愿成为集体中的“他者”。成朗则是因为资历尚浅、经验缺乏，被章宁质疑其出国前“没培训过吗”，宗大伟也调侃道“（成朗）这辈子经历过最危险的事就是过年放炮”。但无论是“自我排斥”，还是“他者排斥”，都不是完全的排他性，而是可融入的包含性。随后，好友章宁的死给了宗大伟沉痛一击，也让成朗第一次直面死亡，成为两人并肩担起集体使命的直接触因和驱动。在撤侨途中，源于经验和原则相悖，两者在要不要把真相告知集体中的其他人这件事情上爆发激烈争执，相互排斥，进而导致部分成员出走，集体一分为二，一部分在宗大伟的带领下寻找出走成员，另一部分在成朗的带领下继续前往迪拉特。在经历了险被枪决以及瓦迪尔的“舍身”相救后，宗大伟成功寻回所有人，用智勇赢得了出走人员的再次信任。在一次次和边境官的“斗智”以及和叛军的“斗勇”中，宗大伟实现了从平民向英雄的转换。而在到达迪拉特看到国旗的那一刻，成朗也不负所托，完成使命，“一个鞠躬、一句谢谢”，这一刻他第一次被集体真正信任。最终，在车顶举起并没有电的摄像机向叛军头目喊话时，成朗终于和自己和解，实现了人物的自我成长。两人相互搀扶远去的背影，是在经历了排斥后最终走向的共同、共通和共享。在威廉斯看来，“要求共同行动的号召是正确的，但总会存在没有充分共同理解的危险，而且，要强制达到共同理解往往会阻碍或延误采取正确的行动。从来没有任何共同体、任何文化能够有充分的自觉、充分的自知之明。意识的发展本质上通常是不平衡的、个人的、试探性的”，因而，“在共同的忠诚中，不仅必须容纳变化，甚至必须容纳异议”。“共享和排斥的目的是为了集体感性的建立，是为了形成一种集体智力，构成思想、情感的集体力量，从而催生出一个新的‘感觉结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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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体美学的表达
在越接近撤侨题材电影感觉结构的建构逻辑和变迁路径，其内在蕴含的诉诸于“感觉结构”的共同体美学便越清晰。不难看出，在感性分配原则基础上凝聚而成的集体感性具备催生新的“情感共同体”的巨大力量，并在“共情”机制的作用下将更多的成员纳入共同体，以增强大众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和精神归宿感。就撤侨题材电影而言，无论其叙事结构如何变化，个体还是群像描写，讲述的是中国军人的救援故事还是中国外交官的救援故事，其延续的依旧是“回家”的叙事母题。也就是说，它本质上讲述的都是中国人排除万难归家的故事，是关于中国人家国情怀的表达和彰显。“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不仅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栖息地，更是寄托情感、精神的心灵园地，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由于叙事空间的非本土，撤侨题材电影中，无论是作为“家”最小单位构成的“家庭”，还是最大单位构成的“国家”，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在场的。然而，不在场并不意味着缺失，反而成为故事中人物的精神引领。冷锋因为追查破坏其“家庭”的一颗子弹停留非洲，最终在完成救援任务中找寻到真相。在和雇佣军头目对打的那一刻，家仇国恨交织，个人情感和民族情绪并置，使个体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意志；战地记者夏楠也是因为调查与摧毁其“家庭”的爆炸有关的恐怖组织而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最后在蛟龙突击队的带领下成功反恐，于无形中挽救了更多人的“家庭”；而宗大伟则是间接和直接放弃了两次可以回家的机会，用两次“轮盘游戏”为更多人赢得了回家的机会。他们无一不是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义不容辞地肩负起重任；而在自身有危难之际，也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坚实的后盾。片中“五星红旗”“中国护照”正是国家形象的替代性在场，所以冷锋一行人可以有勇气放下武器，仅凭高举的五星红旗平安穿过交战区；宗大伟、成朗甚至连武器都没有，只有一本“中国护照”护身。这些人所具有的勇气，无疑正是国家强大所赋予的底气。此外，在细节的处理中，“家”的意象还外化为《战狼2》里在挖掘机的威慑之下，也要誓死捍卫的方寸之地；内嵌在《红海行动》寄思亲人的蓝色手链、糖和照片中；交织于《万里归途》326713步深一脚浅一脚的艰难跋涉里。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家成为了漂泊海外的无所依傍的个体生命的精神归宿，给予他们信念、信仰和安全感。这种“祖国为家”的“家国同体叙事”为影片编织起闭环的“共情回路”，在“情感共同体”的维度释放出巨大的审美张力和情感力量。这种力量借由电影媒介传送出来，让身处银幕前的观众可以深刻体会到生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何其有幸之事，更为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传送的目的“不是试图支配，而是试图传播，试图获得接受和反应。主动的接受与活生生的反应反过来则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因而，作为传送本源的电影，要想使其文本具有生命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就需要实现与观众之间的共通。而这种“共通性”正是“感觉结构”的特性之一，也是“共同体美学”倡导的核心理念之一。撤侨题材电影，对内是凝聚集体感性和询唤文化认同的“共情”文本，对外是展现大国担当和促进文化交流的“共通”桥梁。在全球文化语境之下，它不仅书写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为人类集体无意识里“归家”史诗原型的描写增添了凄美悲壮的一笔。如果说，其中中国公民的归家是一种“争分夺秒”的撤离的话，那么当地民众的归家就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坚守。《万里归途》里，于雨夜坐在残垣断壁中拉响挽歌的老者，于失守的城市废墟中向自己开枪的政府军将领，走到家乡迪拉特就不再前行最终葬身于此的瓦迪尔，强烈地渴望活着却难逃和其恪尽职守的边境共存亡命运的哈桑……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他们没有出逃，而是选择用生命守护。此外，影片将小女孩法提玛朗诵《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航海故事的画外音和“沙漠穿行”的远景画面结合起来，童话故事里无边的大海意象和现实世界中无垠的沙漠景象交相辉映，于互文的话语机制中展现人类文明、文化的共通、共享。正是这些将人类普遍的情感置于影片中的细节处理，使得撤侨题材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表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极大地拓展了其共同文化的影像书写视野。
威廉斯认为“共同文化”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而其中唯一重要且可见的平等即是“生命的平等”。当《战狼2》中因救援物资有限，老林将汉邦工厂的所有员工按国籍划出一条分界线时，小女孩充满不解与疑惑的“为什么”便是基于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生命平等”观念而发出的灵魂拷问。所以，观众更能理解冷锋作出的“所有人，我们一起走”的抉择，绝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意气用事，而是人类命运共同的道德使然。同理，《红海行动》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队长杨锐毅然作出“除了邓梅之外，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部救下来”的决定，实则也是秉持一种平等对待全人类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情怀。《万里归途》里让宗大伟直面潜在死亡威胁的两次“轮盘游戏”，是因为解救老司机瓦迪尔和小女孩法提玛而起。和前两者不同的是，这一次并没有将“我”置于单向拯救者的角色，而变成了双向救赎。瓦迪尔用自己的“死”唤醒了宗大伟的灵魂，使他在第二次轮盘对赌中有了拿起手枪的勇气，最终撕下了叛军头目穆夫塔伪装的面具，成功救下法提玛。而法提玛“作为养女，即中国人，也具有明显的隐喻性。应该说，影片蕴含的人性人情美，跨越了国族、血缘、宗教，表达了反战、和平、博爱、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即便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现实，他们仍旧坚信“这个世界会好的”。
从情感共同体的在地性构筑，到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潜移式哲思，是撤侨题材电影在实践创作层面对共同体美学的影像表达，也是当代观众寄于文艺作品的普遍审美诉求。
四、结语
命运与共、大道同行，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使命的中国电影，应当更为积极地践行国家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良性互动，传递主流价值观，扩大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和话语体系。所幸，新主流电影的到来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它既关注历史也照进现实，既歌颂时代也观照个体，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共存，是“主旋律”奏响的新时代乐章。而其中的撤侨题材电影，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在对内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对外展现大国担当和传递“和合共生”，共建美好世界的时代强音层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其巧妙地将主旋律、大国形象、国家行动、中国文化、人性光辉和审美意象等维度有机结合在一起，于“感觉结构”的建构与变迁中，生成了基于情感向度、文化向度、人类命运与共向度的共同体美学表达路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新主流电影的市场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在观众审美需求日益提升的当下，中国电影如何继续开拓创新，仍旧任重而道远。
（特邀作者：温慧舒，四川传媒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影视剧创作。）